用刻字法为“昆仑石刻”断代配资第一门户
李跃林
从秦到汉，是冶铁炼钢技术（治石工具）的高速发展阶段，也是刻字技术迅速改进的阶段。各种不同的刻字技术有其明显的、可以用于断代的特征。这一刻字技术的比较方法，或对判断“昆仑石刻”的真伪提供一种思路。
“昆仑石刻”的刻字法
不难看出，“昆仑石刻”点画有三大特点，一是点画粗细均匀且入石较浅；二是线条的两侧即使在扭曲处也基本平行，如“仑”字的几个横；三是线条两边都有明显的崩裂。
这样的效果，最可能是以平口刀直接入石而刻出，一次刻成一个点画，这样线条自然、粗细均匀，刀痕宽度取决于刀的宽度而两侧自然平行，并在刀口两侧都有不规则的崩裂。又因刀口与石头接触面大，镌刻阻力大而不会入石太深。
这种平口单刀法，或是刀口平入，形成类似于U形的字口，刀痕平行，点画底部为刀口，较为光滑（有时会有进刀留下的横纹），但线条两边都有崩裂。当然，由于石头的崩裂和工具使用过程中不同刀的入石角度，以及可能的后期刮削等让字口更加光滑的技术的运用，最后的效果远比这两种典型形态要丰富得多。
见到“昆仑石刻”的图片，我第一反应是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平口刀需要高硬度金属制作，而炼钢技术要到东汉初期才普及。但重新查考汉代最早且保存较好的龟山楚王墓塞石（公元前173年），也发现了清晰的平口刀平入的痕迹。
秦代已经有可用于刻石的发达的青铜技术和初级的冶铁技术，可以参考如下两件可靠的秦代石刻，一是《泰山刻石》，二是《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显然为单刀凿刻，线条有不规则，但自然扭动并呈粗细变化，如三个“臣”字都是如此。《琅琊刻石》线条较为粗壮，其粗细变化极不规则，有几处不合理不合群，如“昧”字，但总体制作方法似与“昆仑石刻”的平口平入刀法相近。《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经历坎坷，或非原貌，不太适于用作比较，但至少证明了秦人刻字技术发达。
《阎良刻石》（左）与“昆仑石刻”的比较
此后，友人送来在陕西考古博物馆拍摄的秦始皇地宫遗石（以下称《阎良刻石》）铭文石面大图。此石近长方体，石灰岩青石质，通体有凿痕，长2.11米、宽0.69米、厚0.6～0.62米。底部及两侧阴刻63个小篆文字。《阎良刻石》的特点是刀痕宽度均匀，两侧有崩裂，刻画底部有明显横纹，为每次进刀所留痕迹。这就确认了其刻制方法就是用平口刀入石。将“昆仑石刻”与《阎良刻石》照片比较，两者刻制方法的一致性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一些因石面不平而做的应急处理，效果也非常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从照片来看，一些竖向的长笔画，《阎良刻石》与“昆仑石刻”的视觉效果几乎完全一致。如《阎良刻石》的“施”和“昆仑石刻”的“大”。
综上所述，确认“昆仑石刻”为平口刀直接凿刻而成。
秦汉以来刻字技术和书刻理念的发展演变
那么这一刻字法是否可以作为“昆仑石刻”断代的证据呢？有学者认为，平口刀平入法因为简单，古人能为，今人也能为，所以不能作为断代依据。这一观点，忽略了秦汉到唐宋刻石刻字技术进步背后反映的书刻理念的演变，也忽略了唐宋以来对刻石刻字技术发展认知缺乏的现实。
“昆仑石刻”（左）、秦《阎良刻石》（中）和汉龟山楚王墓塞石（右）刻痕比较。
“昆仑石刻”，西汉初期的龟山楚王墓塞石铭文，《李君碑》及碑阴，《裴君碑》及碑阴等，都采用了平口刀平入法。这一刻字方法，是简单而粗暴的。刻痕边沿的崩裂，导致对刻字石面的视觉效果不能保证。对于纯粹用于记事的石刻来说，粗糙的石面效果并无其他影响。然而对于秦始皇的《泰山石刻》和《李君碑》《裴君碑》等纪念碑一类石刻，在文字功用之外，还要求超出文字意义的景观功效。成都《李君碑》刻痕中尚有残留朱砂，或许正是汉人在石面比较粗糙的情况下，为了增强文字的景观功效，而在刻痕上填朱砂造成的。
为了控制石面的崩裂，汉人也尝试了入刀较浅的平口刀平入的刻法，如最近出土的《嵩岳残碑》，刀入石很浅，刀法运用熟练。因入石浅，刻线边沿崩裂较小。与成都的汉碑相比，刀法更为丰富准确，但也因为入石浅，点画起止方整，视觉效果提高程度有限，且易被磨灭。
平口平入刀法，即使能够完美控制石面效果，也不适合表达隶书具有大幅度提按的点画。事实上从西汉开始，汉人还尝试了简单锤凿、双钩锤凿等以表现隶书波画的提按，如《五凤刻石》《三老讳字忌日碑》和《张禹碑》等。公元150年前后，与汉画像石同步或稍后，汉人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平底法和双刀法，代替了单刀刻字法。平底法是先用单刀切出点画的外廓，再挖去轮廓内（阴刻）或外（阳刻）的石头，如《乙瑛碑》（公元153年）。双刀法则是用刀从点画的两侧斜角入石刻成。这两种方法，尤其是双刀法，因为是锋利的刀口斜角切入石面，入石既深，其崩裂程度可控，石面视觉效果生动。从石面保存良好的汉《肥致碑》《池阳令张君碑》等隶书碑来看，其字口清晰，石面具有三维视觉效果，景观效果极佳。东汉《袁安碑》和大量的汉碑篆额，也都采用了双刀刻法。
平口刀平入法，易造成线条边沿的崩裂，不能把控刻制效果，在更为繁复的平底法和双刀法诞生发展之后，至少在成熟的汉代碑刻中，平口刀平入的方法基本不再使用。
古代对于上述刻字技术发展史的记载，基本空白。造成学者们对刻石技术发展史漠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拓技术的发达。秦到东汉初期石刻的拓片，由于刻线本身的崩裂，线条较为模糊，且与原碑的视觉效果大相径庭。东汉中晚期以后，因为平底法和双刀法的运用，原石与拓片的视觉效果基本一致。唐宋以下，书法家通过写碑表达自己的艺术，并通过捶拓流布四方，成为常态。因对刻工的技术和工具要求苛刻，以致刻工之名有时与书家之名并提。刻字与景观效果、书法流传媒介已经融为一体，成为刻石刻字的新理念。唐碑刻字技术之高明，造成金石学对拓本的依赖，对原石的刻字技术和石面效果反而不再关注，使金石学家也忽略了对刻字技术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研究。其结果就是历来的金石学者对秦汉刻字技术的了解近乎空白。
后人能否模仿秦人刻石技术
东汉《袁安碑》（左）、唐李阳冰《三坟记》（中）、宋人重刻秦《峄山碑》（右）所显示的双刀刻字法。
汉魏晋碑刻中刻字刀法示意。
在梳理了秦汉以来刻字技术的发展和书刻理念的演变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探讨后人是否可以用平口刀平入这一简单的刻石技术，来造出“昆仑石刻”。从技术上说，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从书刻理念发展上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其一，后代看到秦代石刻原始面目的机会几乎为零。秦代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或是损毁严重，或是后世重刻。唐宋以后，人们就更不知秦人使用的就是《阎良刻石》中的原始刻字方法。
其二，东汉以后，书刻理念与更为高级的刻字技术同步发展。后代的作伪者只能依赖他们所掌握的更为先进的刻石技术和自己的理解来制造“昆仑石刻”，即只能采用广为接受的双刀法或平底法来制作。如宋人重刻的《峄山刻石》，就是采用双刀法来推想秦人刻石的原貌。唐宋元明清会不会有平口刀平入的凿刻文字？至少，在已经公布的墓志和摩崖图片中，笔者尚未观察到具有类似效果的石刻。
此外，还要考虑实际刻字情景的影响。“昆仑石刻”是五大夫翳在并不完整的石面上，为了纪事而命石工所为，其中也有很多的无奈（石面平整度和石质不稳定）和随机效果（石块的崩裂和刀的倾斜角度）。翳当然不会预知到后人会把它当成书法来研究，更不会预知有人会用三千年来文字遗迹中的“法”（章法、笔法、刻字法等）来评判这块石刻的真伪，又岂能从书法、刻字法上一一满足？这些不能满足后人苛求的、随机的效果，或许正是秦人刻石刻字的真实面目。
笔者认为，证明“昆仑石刻”真伪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证据，是石刻本身和它所具有的刻字方法，是后人不可复制的秦人书刻基因。“昆仑石刻”的刻字技法虽然简单原始，却是仍在发展过程中的秦人书刻理念的产物，并非掌握了更高级的技术（双刀法）和具有不同刻石理念（追求石面和拓本视觉效果）的后人所能轻易模仿的。“昆仑石刻”刻字所使用的就是秦代的工具和方法。
（作者：李跃林，系物理学博士、北美四海书院院长）
读“昆仑石刻”图像
俞超
目前，对于“昆仑石刻”的真伪，出现了正方、反方的很多观点。朋友说，这是传世文献有罪推定论和出土文献无罪推定论的“世纪大战”。大家为什么那么关注“昆仑石刻”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何尝不希望看到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遗存，何尝不希望看到一件能够写进历史的秦代石刻。自6月8日以来，不同领域专家从文献、历法、地质、文字等方面发表了观点，拓展了我们对于石刻相关知识和背景的认知，但对于石刻文字问题一直没有论述充分的观点，仅停留在文字比对的程度，似乎忽略了对石刻本体的观察，尤其是石面状况与文字之间的关系。
字形、刊刻与岩石状况三者的关系是判断石刻真伪的第一步。初看此石刻，我有四点疑问：一是文字的造型透露出来的审美不统一，略显庞杂；二是字口清晰，无包浆；三是刊刻手法庞杂，而不是丰富；四是刊刻显得小心翼翼，线条孱弱，不似秦汉石刻一般果敢、明确、肯定。这是观察的真实感受，跟逻辑比起来，感受不见得是次要的，感受常常引发追问。
笔者认为，以“昆仑石刻”石面裂痕、剥痕、不同石层与文字的关系为线索，辅以文字造型、凿刻痕迹与崩裂等图像细节的综合解读，能够获得对石刻本体的有效认知。
图①
首先，石面左上至右下贯穿一裂痕，这个裂痕穿过了“前”“卯”“年”“翳”“将”“臣”等字。另有一条纵向裂痕贯穿“将”“方”等字。这两条裂痕可以确认出现在刊刻之前。而石面还保留了若干纤细的裂痕，但较前二裂痕，都显轻微（图①紫线表示）。
其次，石面上存在两种似台阶状的剥痕类型，致使石面上呈现多个石层。一类是石面左侧“百”字至“可”字（图①红线表示）、“卯”字至第三“翳”字右侧再至“可”字下方、“翳”字下方至“车”字首横再至“年”字中部、“年”字左侧上延至“七”字左侧再至“廿”字中部纵痕、“昆”字下方（图①白线表示）等多道剥痕；另一类是石面右侧“使”字左侧至“臣”首笔至“以”“昆”之间一直下沿到石面底部、“采”右下侧至第二“翳”字中再至“三”字中的两道剥痕（图①绿线表示）。而石面可以基本分为A、B、C、D四个石层，而且B石层中“三月”“到”区域是较B石层上部“陯”“廿七”“己卯”“此”区域更为凹陷。可以说，石面上裂痕、剥痕错综。
石层与文字排布
图②
初设石刻为秦原刻，那么石面右侧当如图所示，“帝”字右下方剥落是在刻后，而“五”、第一“翳”字下方亦在刻后，“支”“昆”下方亦然。但第一“翳”字右“殳”部“几”的第一横线与第二横线之间当不会留出那么大的空间。另外，“支”字完全可以往右靠，而没必要紧贴左侧“昆”字，因右侧至第一“翳”字之间空间足够大，左移的唯一可能是要借过穿过“将方”的两条纵裂痕，抑或刻时右边石面已经剥落（见图②）。
“将”字放置在“大夫”左下，为了借过上部石面剥痕。“藥”字尺寸极小，因处两道剥痕之间的狭小空间。“采”字处于剥痕左侧。“可”字、“前”字下方“□”字刻于两个石层之间，“车”字刻于三个石层之间，不知为何不避开。
刊刻遇石面裂痕、剥痕后的崩裂
图③
“使”左侧至“臣”上部的石面剥痕，说明“使”字、“臣”字皆刊刻于两个石层，两字靠近剥痕，因凿刻导致进一步崩裂，“使”字右部“吏”部“口”左竖处，笔画痕迹与崩裂痕吻合，“臣”字第一横画上部的纵剥痕锋利（见图③）。
“采”字下部“木”竖笔在与下两拐交叉点处，并未连“木”上部竖，当为上部右拐崩裂后而未敢上连，此处可见刊刻时不是很肯定，或因作伪而十分小心。崩裂处疑似凿刻所致。“爪”部石面起伏，不适宜刊刻（见图③）。
“藥”字“艸”部正好位于细小横裂痕位置，因刊刻崩裂。“樂（藥）”字的“木”部及左右“幺”的圆圈反常，左右“幺”极不对称，且右侧第一个圈写作类似《峄山碑》中的小馒头形，而下一个圈则是正圆，且刀法浅薄粗糙，似乎留有当代人视觉的不自觉反映（见图③）。
图④
“卯”字右纵笔穿越石层剥痕，但在剥痕处一段，似未有刻痕。按常理，剥痕在先，既刻，笔画必贯穿，刻入剥痕之中（见图④）。此处是否又是因刊刻时担心崩坏而“手下留情”了呢？
“月”字下方有剥落，为两层剥落，而在较浅剥痕上存有刻痕，显示深剥落在刻后，浅剥落在刻前，说明深剥落是因刊刻所致。因石面有诸多斜向细裂痕，且密集，两个靠近的裂痕之间石面容易因刊刻而剥落（见图④）。
“车”字的纵笔，非笔直，因石面存纵剥痕，致使竖画末端刻于剥痕右侧。“车”字末横右侧未对称于左侧，较为反常，不知是否为了石面不崩坏而在刊刻时作出了牺牲文字合理性的妥协（见图④）。
“到”字有多处因刊刻而导致的剥落（见图④）。
“此”字“匕”部纵笔，是否穿越斜向裂痕？其纵笔似分为两截，且隐约相连，疑似刻者以为不够长，又加了一刀，但衔接并不顺畅，刻得不甚肯定，且两笔相接处并未出现裂痕，较为反常。若此纵笔未加长，那么斜向裂痕下方的三角形为何出现，疑似二次凿刻时误连了斜向裂痕下方的残损。此字内画中存有几个孔洞，较字画深，当为刊刻时崩裂所致（见图④）。
图⑤
“五”字中部残损亦为刊刻所致。笔者试延长交叉线还原该字时发现“X”处右笔竟不能相连（见图⑤），且整个石面中A部分高耸而最为脆弱，因此在“前”“可”“百”“五”之间因刊刻而导致剥落最为严重（见图④）。
奇怪的痕迹
“皇”字“王”部第二横右端突然变浅，未知原因，疑似两次剜挖（见图③）。
“使”字“又”部下拐在交叉处刻通，刻者似初学。采药队不止开采草药，更有矿石，队内必有开山技工，亦当有专业刻工，不然不必刻石，何必做“无米之炊”（见图③）。
“廿（卅）七”“廿”中显一画，“廿”中一竖似为下方“年”字左侧裂痕上沿至此，故浅，刻左竖时致使左竖至中痕之间石层崩裂。“廿”字左右两竖笔刻痕与中间一竖非一种刻法，且此画非笔直，而微靠右、斜向。若为“卅”字，纵画不当为斜，不符合文字的基本特征，当为“廿七”（见图⑥）。
图⑥
“年”字整体剥落，若先刻后剥，那么应该是类似刻刀跟裂痕相触碰产生的崩裂痕，只有被地衣进一步侵蚀，方能产生整体剥落。相较于石面上部其他字，若只有此字被地衣侵蚀，颇奇怪。如若先侵蚀，而后刻，那么字口当深峻。细查其“禾”部撇与竖上端交接处，撇为平刀推就，而竖不是，因此产生奇怪交接。另“禾”部横画右拐，交接处奇怪，且并未与“禾”中竖画交接，而字中剥落处中竖仍存刻痕。“禾”部左侧撇若穿过“禾”上部左拐，那么此字“禾”上半部远大于下半部，且使其字显得头重脚轻，并有歪斜。笔者以为撇穿过左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细查可见，疑似左拐竖笔的位置为石面剥痕。而若撇不穿左拐，那么相较于右侧拐的高度，撇与左拐的关系显得极为奇怪，显示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处理，即若不穿，右侧拐的竖笔不该那么高。按石面信息，若为秦原刻，此处亦当不会成片剥蚀，文字似在剥蚀后刊刻。若是伪刻，则可能是有意做残（见图④）。
第三“翳”字是整篇石刻中尺寸最大的文字。此字处于A石层与B石层之间。下部“羽”部左移，即为避开不同的石层，“羽”部右侧两横之间当因刊刻而剥落。此字左上“医”部刻痕较为清晰，下部被侵蚀，而刻痕与上部却一致。若为秦刻，右上“殳”部下“又”刻痕却模糊（见图④）。此字左右两侧的侵蚀度何以相差如此悬殊？
“百”字首画左侧有变向，若平刀直推，当无此刻法（见图④）。
当然关于“年”、第三“翳”字的剥蚀问题，可能需要对石面的刻痕深度进行精确测量来确认到底是剥蚀后刊刻还是刊刻后剥蚀。
面对岩石，无论刻者是秦人，还是后人，凿刻的处境是一样的，都要因石面情况去调整、权宜。而区别在于刊刻的目的，秦人凿刻，为了保留字迹，应当不会牺牲文字的基本标准，而会通过仔细观察石面而平衡好石面情况与文字的关系，尽可能完整保留文字原意进行刊刻，刊刻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反之，若是后人所刻，或者后人二次刊刻，那么同样有其目的，目的是尽可能保存书迹的基本信息，或是尽可能贴近秦人的基本信息。前者的标准当是尽可能少地篡改书写本意，而后者的标准必然是小心翼翼，要把秦人该有的意思都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当然这样做，刊刻必定不能肯定，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意外。若出现意外，则需要去取舍、平衡，而尽可能少地露出马脚。我想，有过书法仿作训练的人多少都了解这个心态。
图像的解读是石刻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观察与解读并不是毫无标准、自说自话、无用的“艺术性”阐释。本文就网络流传的“昆仑石刻”图片观察文字凿刻以及文字跟裂痕、残损之间的关系，以这块岩石的状态在2000多年中未受气候、地质的影响而产生变化为前提。先认定此石刻为真，然后通过观察确定疑点，再进一步讨论所发现疑点是否符合秦原刻的情况。
面对这样一件石刻，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应该是必需的。
（作者：俞超，系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教师、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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